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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奘大师的译经工作

 

玄奘大师回归中国后,为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世皇帝所钦重,供养于大内,赐号《三藏法师》。唐太宗并且两度劝其弃道辅政,大师均以‘愿守戒缁门,阐扬遗法’而固辞之。唐太宗只好顺从其志,助其译经工作,建长安译经院,诏译新经。

玄奘大师开译场于长安弘福寺后,即请朝廷诏征天下晓法能文之名僧襄助其事。其中有十二人为“证文”,九人为“缀文”,另有精通文字学的僧人为“刊定”,精通梵语梵文的僧人为“梵呗”,又请求唐太宗派遣通文的学士代为校阅润饰。在弘福寺组成了完备的译场,由朝廷供给所需,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,分任证义、缀文、正字、证梵等职。凡十九年,共译出经论75部,1335卷。译出之主要经典有:《大般若波罗密多经》六百卷、《大菩萨藏经》二十卷、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(阿弥陀经之唐译本)一卷、《瑜伽师地论》一百卷、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二百卷、《阿毗达磨顺正理论》八十卷、《阿毗达磨宗论》四十卷、《咒五道经》一卷、《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》十卷、《俱舍论》、《成唯识论》十卷、《唯识三十论》、《摄大乘论》、《大乘广百论释论》十卷、《摄大乘论无性释》十卷等。大师于印度所学遂尽传至中国。

玄奘大师留学印度十九年,通达大小乘各种学说,精通梵文及印度各种方言及俗语,尝斥责古代译经家以‘达意’为原则而信笔直译之翻译法,遂提倡忠于原典、逐字翻译之译经新规则。后代译经家每以玄奘所立之定则为法式,而称玄奘以前所译之经为旧译,称玄奘以后所译之经为新译。玄奘翻译佛经的认真态度,史无前例。他翻译经典的步骤,是翻译完一卷,先当众宣读梵文原著,然后再宣读中文译稿,如果有人认为甚么地方译得不妥,就由各专家反复辩论,一直等到辩论出结果,公认为到了无可置疑的地步,才动笔修改译文,作为定稿。所以经过他校正和翻译的佛经,每一句都是经过专家的鉴定,推敲、修改,使其所翻之佛经在意义上,和梵文原著的版本一样,正确无讹。

隋唐至北宋,由于政府的重视,佛教的译经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

《宋高僧传》将唐代译经组织分为十部:

一、译主。这是翻译的核心人物,宣读梵文原文。译主往往是对所译经典在佛学造诣上最有权威的人士,但并不一定与翻译所牵扯到的语言活动有关。并且他们大都是不以汉语作为母语的印度、西域僧人,有兼通两种语言的,也有不懂汉语的。

二、笔受。这是将梵文的意义通过译主的讲解后转写成汉语的工作。笔受必须要精通梵、汉两种文字,这实际上是笔译的工作。

三、度语。只有在译主不懂汉语的情况下才设此职,以使译主所宣讲的梵文,让其他参译者均能透彻地领悟。度语实际上是“舌人”———口译的工作。

四、证梵。这是检查所译的经文是否跟梵文原文一致的职务。实际上是将译成中文的经文再翻回成梵文,跟原文进行比较。

五、润文。这是加工润色的工作,使译出的经文在意思不变的情况下,文体一致,从而使译文更加典雅、庄重。

六、证义。佛典汉译的重要性毕竟不只是在词汇、文体诸方面,更重要的是义理是否正确。此职因事关重大,一般由多人充之。

七、梵呗。这是在译经开始前后的佛教仪式,以此来整肃译场人员之仪表和内心,并启发他们生起护法之菩提心,这是译经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

八、校勘。这是从中文文字学的角度对所译的经文进行的校勘工作。一般由小学大师担任。

〔小学〕“小学”,是对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传统称谓,包括音韵学(研究字音)、文字学(分析字形)、训诂学(解释字义)三种学问。

九、监护。一般由朝内高官充任。这实际上是征得官方承认的一种方式,是名誉上的监护。

十、证字。并非常设的职位,玄应曾担任过此职。主要是负责汉语里的生僻、异体字的甄选。

〔玄应〕唐代僧。博闻强记,深谙音韵文字训诂之学。唐贞观十九年(645年),玄奘自西域归来,成立译场,玄应亦参与译经之业。贞观末年,奉敕撰成《一切经音义》二十五卷,世称《玄应音义》。后世研习音义者,莫不以之为范准。此外,其著作尚有《摄大乘论疏》十卷、《辩中边论疏》、《因明入正理论疏》三卷、《大般若经音义》三卷等。

唐代译场中职位的名称,一般说来大致如此。不过在各个译场之中又不完全一样,或许多少有些不同。但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古代译场中的译经制度之完善了。难怪现代学者张建木先生将《瑜伽师地论》的梵文残本跟玄奘的译本对勘后感慨道:“就五体投地地佩服汉译本是那么严谨,近代翻译少有赶得上的。”有如此严密的译场组织,又有玄奘这样的翻译大师,千余卷传世的经论实在是不足为奇的。